工商社論》鬆綁法制規範 有效提升投資率

工商社論》鬆綁法制規範 有效提升投資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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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額儲蓄屬於閒置資金,如果沒有被移轉至從事公共建設或參與民間產業實體投資,極易投入炒作房市或股市。圖/本報資料照片

主計總處最新預測指出,明年超額儲蓄率將從今年的13.96%回升至14.46%,超額儲蓄將會達到3.55兆元,創下持續五年超過3兆元。主計總處表示,若從國民所得統計加以觀察,超額儲蓄與貿易順差是一體兩面的解讀,亦即超額儲蓄除了隨着貿易順差增加同步上升之外,同時是反映一國出口競爭條件的提高,可以說是正面影響。不過,此一現象,卻又顯示近年來投資率(國內投資毛額佔國民所得毛額之比率)頗爲低迷,這些超額儲蓄所衍生的閒置資金,其背後對社會經濟的負面衝擊,不容小覷。

回顧1970年代之前,政府積極鼓勵民間儲蓄,儲蓄率接近30%。之後,「十大建設」登場,投資絡繹於途,投資率超過30%,在儲蓄不敷投資下,超額儲蓄經常呈現負值。不過,隨着十大建設完成,投資率轉爲下滑。依據主計總處資料統計顯示,投資率從1980年代25.7%、1990年代26.6%,逐漸下滑至2000年代22.9%、2010年代21.9%。雖近年在政府鼓勵臺商迴流投資政策加持下,投資率已上升到2021年26.9%、2022年27.8%,但疫後受到全球終端需求減少影響,出口從去年9月起迄今年8月止呈現「12黑」,直接波及投資率。

相對投資率下滑,超額儲蓄率從1990年代起隨着臺灣經濟持續成長,在充分就業大幅提高國民所得下開始上升,造成超額儲蓄不斷增加,2009年首度突破1兆元;2014年之後每年超過2兆元,2020年更進一步跨越3兆元迄今,使得超額儲蓄累積高達20兆元以上。雖意味「臺灣錢淹腳目」榮景,但卻又無法掩飾其背後反映的是,在臺灣經濟快速成長的同時,產業投資未能與時俱進,造成超額儲蓄急劇飆揚現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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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如許多學者專家指出,超額儲蓄屬於閒置資金,如果閒置資金沒有被移轉至從事公共建設或參與民間產業實體投資,極易流躥投入炒作房市或股市。其中前者炒高房價上漲逾倍,讓薪資成長停滯的年輕族羣望屋興嘆,至於後者則是炒高股價飆揚虛胖,讓體質脆弱的經濟結構添增泡沫風險,在無形中重創臺灣社會或經濟,此對長期發展是值得重視的警訊。

面對超額儲蓄急劇飆高警訊之下,我們肯定政府推動促進投資相關辦法,例如因應減碳潮流發展綠能產業等,或是提出健全房市措施,例如管制資金流向實施囤房稅制等,將民間企業既有的閒置資金,包括保險業界已累積頗爲充沛的資金,未來投入公共建設或民間產業實體投資,避免超額儲蓄被移轉至炒作房市或股市,甚至淪爲泡沫燃點,藉以降低社會經濟風險。

雖超額儲蓄包括家庭及企業,但從主計總處的資料加以觀察可以發現,並非來自家庭超額儲蓄,而是企業投資型態逐漸朝向資本密集,更加需要累積未分配盈,隨着未分配盈餘愈來愈多形成超額儲蓄。換句話說,政府若要誘導這些超額儲蓄轉爲投資,則需將目標針對超額儲蓄累積佔比超過7成的企業,促進其在享受政府優惠政策與租稅補貼措施,以及佔有絕大多數社會資源及利益的同時,將超額儲蓄移轉爲加碼投資臺灣,甚至增加分配勞工共享成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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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促進企業將超額儲蓄移轉爲投資思維方面,我們認爲,必須將過去重視提供企業投資的優惠補貼,調整爲鬆綁影響企業投資意願的法制規範。其實,從每年瑞士世界經濟論壇(WEF)公佈的「全球競爭力」報告進行觀察可以發現,雖歷年以來臺灣在整體競爭力排名上,皆爲名列前茅,但如果再從細部評比項目加以分析卻又顯示,臺灣在「行政法規繁贅程度」、「關稅複雜程度」、「僱用外勞容易程度」、「解決爭端法律效率」等法制規範排名上,則是相對落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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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顯然地,政府未來在誘導企業加碼投資政策措施上,除了在國家治理上緩和兩岸關係、排除「七缺」限制等環境因素,在產業策略上連結氣候暖化、落實淨零碳排等新興領域之外,必須將核心聚焦於排除不合時宜法制,以及因應經營環境變化與時俱進增修公平競爭規範。亦即促進企業提高投資意願,與其提供優惠補貼,不如鬆綁法制規範,更加重要。唯有如此,始能有效解決近年以來所面對的超額儲蓄夢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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